汪诗明 刘舒琪 ：太平洋史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刍议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海洋史的研究兴趣渐浓，除译介西方学者有关海洋史的论著外，一些学者对海洋史的研究方法或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还有一些学者对国别如越南、韩国等国的海洋史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与评论。当然，中国海洋史研究在国内的海洋史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成果也较丰硕。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窥见，学者们关注的要么是海洋史的一般研究范式，要么探讨某个国家的海洋史，其焦点显然不在海洋，而是某个特定国家。因为长期以来， “史学研究以陆地为单位，并依此构建起世界历史的学科框架。在这种‘陆地史观’有意无意的影响下，一些所谓的‘海洋史’不过是 ‘海洋周边陆地史’”。至于太平洋史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而以太平洋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著也不多。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太平洋史已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那么这部太平洋史的总体构架会是怎样？哪些问题会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的太平洋史与欧美学者的太平洋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此等等。这些叩问并非没有意义，也许就是中国学界涉足太平洋史研究的动力所在以及拟要开 展研究的着力点。与太平洋史研究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太平洋国家史。学界 在研究区域史时会提及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是否有一个可认知甚至可以 展开叙事的历史予以支撑，学界还没有对此展开认真的讨论。然而，这并 不影响太平洋史、太平洋区域内的次区域史在各自相应的学术视阈内的持续研究。本文有两大研究任务：一是厘清太平洋史、太平洋国家史以及太 平洋区域内的次区域史的概念；二是探讨国内学界如何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太平洋史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最深和岛屿最多的海洋，它的表面积约为1.663亿平方公里（约6420平方英里），差不多占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一，其包含的地表水占地球地表水总量的45%以上。太平洋之名称源自拉丁文“MarePacificum”，意为“平静的海洋”。1519年９月，斐迪南·麦哲伦率领一支由五艘均为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从塞维利亚起锚远航。次年10月，抵达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后向西航行，经过38天的艰难航行后，一个平静的海面尽收眼底，他因此称之为太平洋。从此，太平洋进入西方人的认知视野。

      海洋史被认为是世界史书写的“另一种方式”。“海洋史的一个路径就是述说因水路的联结而形成的全球性地缘经济。不妨说全球化就发生在一个海洋世界上，该世界通过（但不唯一通过）欧洲的海上帝国和滨海城邦彼此间的商业关系以及它们同世界各部分的区域海上贸易者、劳工及航海者的商业关系而强有力地联结，也通过各种各样能穿越大海并在海上生活的人类巧思与能力而联结。海洋在世界史上还为各种类型关于想象力、支配力和物质交换的计划充当着关键空间。”与陆地有主权疆界而不可逾越不同的是，海上边界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大部分海洋属于公海，不在民族国家或帝国的管辖或羁绊之下。这就给世界各部分的联系增添了很多通道，从而成就了一个相对畅通无碍的世界，展现了一个与陆地疆界完全不同的画面，为历史学家构思一部以海洋为舞台的世界史提供了思路和素材。

      起初接触“太平洋史”这一概念，着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不知一部太平洋史要谈什么，如何构思，如何运笔，究竟想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出现这样的困惑与对“太平洋史”概念缺乏清晰认知有关。坦率地说，学界对“太平洋史”概念的界定是比较含糊的。王华教授在《太平洋史：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转向》一文中在对欧美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梳理后做了这样的总结：“太平洋史首先应被视为（受到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深刻影响的）一个新的学术框架、视角和分析模式。太平洋史是一种分析结构和明确的历史分析范畴，历史学家们借助其来组织起近现代某些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笼统的定义，撰写一部太平洋史似乎也不难。比如说，把太平洋作为一个区域来看待，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一个场域，作为一部历史剧的舞台。也就是说，以时间为轴，把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定格在具体的时空框架内，一部太平洋史的大致轮廓亦呈现出来了。由此可见，当把太平洋视为历史的一个场景或舞台时，舞台上的角色是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些角色是无法选择的，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欧洲殖民前，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岛屿就有人类居住，有的在此栖息几万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些人究竟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还是通过亚洲“跳板”一波波迁徙至此的早期移民，这也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先于欧洲白人在太平洋众多岛屿上定居并繁衍生息。殖民时代的到来，使得相当数量的白人漂洋过海至太平洋地区。这些不速之客不仅贪婪地攫取当地的珍贵资源，而且残忍地屠杀原住民。到后来，殖民大国在此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殖民争夺，太平洋从此变得不再太平了。

      太平洋史属于海洋史范畴。海洋史研究首先关注的不是人的活动，而是海洋本身的活动以及海洋的生成与变迁。众所周知，在人类出现之前，太平洋已经有极其漫长的历史了。人类出现之后，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让人类感受到自然的巨大威力并顿生敬畏之情，而人类对其了解却少得可怜。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类不仅对自然的认知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且这方面的知识自然水涨船高，学术研究活动也随之开启。在海洋史或太平洋史研究方面，欧美学界走在了前列。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美国海洋史学家唐纳德·Ｂ·弗里曼在太平洋史研究领域就做了很有启迪意义的探索。正如他在其著作第一章的前言所申明的那样：“对于影响这个大洋的物理过程以及它与周边大陆和岛屿上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群落的相互作用，我们的了解还有很大的差距，某些错误观念依然残留在人类对待它的态度中。为了增进我们对太平洋在人类历史中的强大作用的理解，为了随着知识的推进而改变态度，那要求我们了解这个大洋半球的自然环境的一些关键方面。本章关注的是这些最为显著的物理影响力，包括地理的、气候和海洋学的、地壳构造上的影响力，而且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作为动态的背景，随后用于讨论太平洋的历史和开发。”弗里曼一方面承认了人类对太平洋本身认知的不足，甚至有传说和谣言掺杂其中；另一方面强调了对太平洋自然环境的认知之于太平洋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由于弗里曼研究的重点和归宿不是落在太平洋自然史的变迁方面，而是试图通过太平洋的环境变迁来反映人类对这一区域环境的适应与开发甚至破坏，所以他只关注对人类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几个环境方面的主题。即便如此，这种知识体系的挑战是可以想象的，但这又是研究太平洋史或太平洋人类社会史必须而为的一个步骤。因为如果对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其影响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知半解，那么人类很多的创造性活动包括宗教活动就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因此环境史的研究是区域与国别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弗里曼无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弗里曼也把非欧洲国家和非西方人纳入太平洋史的写作范围，书中不乏对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对太平洋岛屿的征服和环境的肆意破坏予以抨击，但整本书大体围绕着西方世界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来构架的，以西方人的视界来看待太平洋这一空间或地理概念的，并用西方人的历史观来诠释太平洋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的，“欧美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仍然是这部史学著作的底色与基调。

      二、太平洋国家史？

      太平洋史是把太平洋作为一个活动中心或舞台来展开叙事的，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太平洋不同的舞台角色。那么如何看待太平洋国家史概念？我个人认为，作为认识论上的一个整体史概念，太平洋国家史是有待取得共识的，甚至很可能达不成共识；作为一部文本上的整体史，太平洋国家史也很难被定性、构思和书写。然而，泛泛意义上去谈论太平洋国家史，这非但没有任何问题，反而会帮助我们去观察和思考某些相关问题，比如哪些是太平洋国家，哪些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国家，哪些是边缘国家，等等。我们不是也常常谈及地中海国家史、加勒比海国家史吗？尽管它们在空间范围上与太平洋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一旦要把太平洋国家史从一般认识层面落实到文本层面，事情就可能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里既涉及对太平洋国家史如何的认知，又有如何操作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令我们感到困惑甚至无所适从。

      其一，著述意义不明。历史书写是一项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写一部历史，无论书写的对象是国家，还是民族甚至个人，其意义是有明确指向的：一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过往作一个历时的呈现，让后人对其有所知晓，这具有知识层面的意义；二是揭示其历史地位、意义、训诫或启示，这是认识上的意义。这两种意义的存在不仅成为研究历史的动机，也成为撰写历史所需要的指导原则。循此而推，撰写一部太平洋国家史的意义是什么呢？

      太平洋地区有很多国家，不仅包括那些位于太平洋之中的国家，还有那些与太平洋毗邻的国家。俄罗斯、东亚（蒙古国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太平洋岛屿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美、部分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都可以称作太平洋国家。由于很多民族或族群都是在不同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太平洋地区尤甚，因此，在人类历史演进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平洋的不同区域之间几无交集，即使在新航路开辟之后，这种状况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太平洋作为一个区域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存在，而作为一个人类活动的场域，不同的区域少有联系甚至多数之间是彼此隔绝的。历史叙事不仅要讲时间上的连续性，强调空间组合或空间序列，而且注重历史事件的因果与逻辑联系。时间、空间和人物三者之间是存在一定内在关联性的，从而孕育自成体系、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或区域文明。如果把毫无关联的区域拼凑在一起，置于一个毫无因缘际会、毫无共鸣的历史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找不到一个情理皆合的目的，为何要将它们置放在一起，当作叙事的对象？

      其二，历史的建构问题。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历史也是由人类来书写的，书写历史的人不仅有着特定的目的，而且有自己的议题选择偏好。这就是为何写同一国家的历史，会出现不同风格、不同体例、不同内容、不同观点的历史。如果试着去写一部太平洋国家史，那么谁是这部历史的主角，历史演进的线索又是什么？不同历史阶段诸多国家的历史形态绝然不同，哪种历史形态应该受到关注，还是把所有的都记载下来？

      撰写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尽管认知视角不同，撰写风格迥异，但都不缺乏一个明确的主线：有的以一个民族的源起、成长为线索；有的以王朝更迭为线索；有的以文明的兴衰为线索，有的以近现代化进程为线索，如此等等。这些线索不仅是被研究对象的历史演进的内在机理，也是后人观察和研究其历史的主要依凭。如果没有这些线索，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要么混沌不清，要么支离破碎。反观太平洋国家史，不消说整个历史时期，即便是某一个特定时期，寻找一个共同的历史发展主线也费神伤脑。这里，我们不禁联想到了全球史。全球史，准确地说是全球史概念，从它问世以来就一直处在争议之中。“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撰写全球史所用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与试图理解历史学本身一样复杂。全球史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了分析的概念和哲学的方法，而有时候，这些概念和方法得到提炼并再度反馈给社会科学。大多数研究全球史的方法中包含了自我批评的种子，有时甚至是自我否定，其结果是，全球史学家的大量作品都是基于方法和概念的作品。一些看起来是或者被宣称是新东西的，实际上是旧的。一些被声称为普世的东西实际上是地方性的。一些被推崇为客观的东西实际上是主观的。当历史学家评估自我和他人，全球史的方法可能会很快改变。”本人倾向于认为，全球史是一种概念，或者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框架；全球史不是指全球国家史，也非所有国家历史的拼凑，而是指某种研究对象变迁的一种更广范围内的空间呈现。这种历史研究或叙述的对象可以指的是一种物品的全球流通，某一物种从一个原生大陆到一个次生大陆的适应与改良；也可以指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迁徙或移民，甚至可以指某种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与肆虐等。总之，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界的物理景观，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内容，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甚至推动或阻滞人类文明的演进。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史所描述的对象绝然不是某一物种的流播或人类从一地迁往另一地的过程，而是把这一地区的国家作为观照、研究和描述的对象。这些国家在某一时期内是否分享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否呈现某一具有共性的历史进程，这是描叙国家史时不得不考虑的内容。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条路很难走得通，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条路。有人说，全球史“仍是一项新兴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如果这一结论言之有理，不妨也可以这样说：太平洋国家史“是一项新兴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可是，这些假设和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史，那么何来这样的假设和问题？这也许就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本涵盖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或者主要国家历史的著作的主要缘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把某个国家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作为研究和著述对象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比如美国与太平洋，澳大利亚与太平洋，新西兰与太平洋，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从学理上看，把某个国家与太平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操作上的诸多便利之处。首先，特定的国家是主要观照对象，太平洋只是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存在，是一个附属研究对象。这是不能含糊的。特定国家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政治体制、宗教文化、外交、安全与防务、社会发展等应是主要的研究内容。其次，把太平洋作为特定国家发展变迁的一个影响因素或表征来对待。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与其地理环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一直备受诟病，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也是不容低估的。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或与海洋毗邻的国家，海洋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历时性的存在，也可谓无处不在。在一个国家发展变迁中，海洋环境既可以能动成为一个有利因素，也可以被动转为一个不利因素。正如何芳川先生所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海洋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浩瀚无际的海洋，给人类带来困难也带来便利，带来挑战也带来希望。”海洋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其独特价值的。然而，国内很少有学者去做这方面的尝试。就澳大利亚史研究来说，以澳洲史、澳大利亚史、澳大利亚文明史或澳大利亚来命名的历史著作不在少数，但时至今日，一部以“澳大利亚与太平洋”来命名的著作仍难觅影踪。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难以改变的思维惯性、知识结构的欠缺以及对海洋史缺乏应有的认知等。在国内大洋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背景下，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一领域。

      三、太平洋区域与次区域史

      必须承认的是，主张写一部太平洋国家史的不乏其人，但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的人肯定居于多数。与其这样无休止地进行口舌之辩，不如理性地回到一个可认知、可操作的历史画面中。这就是把区域史或次区域史作为学界未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史研究渐成一门“显学”。这是因为，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摆脱殖民枷锁的民族独立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涌现。由前殖民地脱胎而来的民族独立国家不仅具有政治主权的属性，也诠释了文化主权的内涵，即“欧洲文化指导或教导非欧洲文化的说法已告终结”。毫无疑问，非殖民化运动为区域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和切入口。比如，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何在战后掀起非殖民化运动？谁来领导这场改变民族命运的政治运动？独立后的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它们在新国家建设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困难或挑战？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与其宗主国的关系如何重新调整？国际政治格局会不会因为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如此等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南亚地区是战后较早开展非殖民化运动的，而且比其他地方更显“民族性”；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很快走上了区域联合自强的道路，令其他地方望尘莫及。东南亚地区在战后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迫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发生转变。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正是那些使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发生转变的力量———首先是指绝大部分人类的崛起，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挥政治影响———迫使我们开阔视野去看待过去。”英国学者Ｄ·Ｇ·Ｅ·霍尔的《东南亚史》和俄亥俄大学著名学者约翰·Ｆ·卡迪的《战后东南亚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那么西方学者笔下的东南亚史会关注哪些内容呢？想必约翰·卡迪夫已经料到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在书的序言中坦言：“这部战后东南亚历史概览旨在对这一问题确感兴趣的学者和一般读者使用。它既不指望对政治非殖民化过程本身作专门研究，也不指望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问题加以说明，或者对十分复杂的、但是无论如何已经明确的现代化过程加以探讨。这种专题分析的编写工作还是留给有关学科的专家们去做为好。然而，要使历史发展为人们所理解，显然必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些互有联系的情况中广泛地观察其来龙去脉。对历史作对比的处理，能提供一个有用的背景，在这一背景内，可以有益地考虑一些更有分析性的研究。”的确如约翰·Ｆ·卡迪未卜先知的那样，无论是非殖民化运动本身，还是不发达经济现象和现代化进程，这些是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并由研有专长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而他撰写的《战后东南亚史》是一部通识性著作，其目的不是提供有关某一问题的深刻洞见，而在于为读者或专业人士提供一种认识或深入研究特定问题的一般性背景和历史语境。这差不多是早期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普遍价值取向。如果卡迪的话具有导向意义，那么包括政治非殖民化以及现代化进程在内等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区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