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普京和俄国政治

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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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谈普京和俄国政治

   在俄罗斯军队进入克里米亚后，欧美威胁孤立普京严惩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4日主持记者招待会，详细阐述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同时幽默而强硬地回击欧美的制裁威胁（观察者网独家翻译3月4日普京记者会全文）。在政治领域，普京一直都很强硬。在大部分俄罗斯人眼中，普京是一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物。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访谈，讲述了作为“特殊的威权主义者”的普京及俄国的强人政治传统，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3月4日。观察者网转载旧文，以飨读者。

普京

   （作者：张明扬 丁雄飞）3月4日正逢俄罗斯总统大选之日，据选前的民调来看，普京已是遥遥领先。令人不无困惑的是，一边是俄罗斯精英与普京的交恶，另一边却是“普京热” 在民众中的持续升温。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看来，普京是特殊的威权主义者，他既不是俄罗斯传统的政治强人，也区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鼓吹欧美自由主义的人，迎合了转型时代的民众对于民主体制和大国梦的追求，“非欧美国家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威权的存在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问：对于普京此次竞选俄国总统，俄罗斯国内特别是精英那边的批评声非常猛烈，但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普京的支持力度还是那么大。

   冯绍雷：普京有一半血统是苏联的，另一半是来自开放世界的。普京曾说过，如果谁对苏联解体无动于衷，那是傻子；如果有谁要重新回到苏联，那是疯子。其实俄国的普遍民意，也是既怀念大国辉煌，但也认同民主制度。

   俄罗斯精英阶层在这二十多年中迅速形成。相比之下，中国的新精英较多起于民间，而俄国的新精英则较多来自前苏联的传统精英，共青团组织、国家强力部门、官僚系统，包括知识精英。俄国精英在整个社会运作中起关键作用，但是这部分人始终是少数。大部分民众仍然没有从依赖国家支持的历史记忆中走出，主张各阶层的平等，

   叶利钦时期着力于打破苏联旧体制，建立市场经济，认同西方民主价值，目标是要民富而后国强，这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了。但是叶利钦的激进冒险失败，大国地位迅速陨落，休克转型又使民众备受煎熬，开放政治系统逐渐转为“家族”、“寡头政治”。民意由此迅速转向平民主义，甚至开始怀念旧体制。

   2000年，普京上台后，强调“人民团结”和强国路线，同时，也遵奉了自由主义的宽松政策。但尔后精英阶层逐渐趋于分化，一是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路线的右翼势力；而另一方面是围绕普京中派主义政治的精英阶层。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普京在三条线推进治理：惩处石油寡头，开始收拢地方势力，反对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右翼精英对普京的抨击由此开始。

   实际上，无论叶利钦还是普京时期，都有一个先偏于自由、后侧重权力集中、同时也倾向于平民主义的过程，这吻合于转型中某些阶段的政治更替过程的逻辑。

   问：俄罗斯民族似乎素来有着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一直延续到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情结”，他们似乎又将这个情结投射到了普京身上。

   冯绍雷：从十八世纪初到1991年这几百年俄国历史，曾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的俄国瞬间”。

   俄罗斯现代化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十八世纪初以后的彼得大帝至叶卡捷琳娜时期，在这两位强人的光环之下，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面向欧洲，跨入现代化进程，俄国由此疆域扩大、国力增长，成了打败瑞典等列强的欧洲大国；第二个高峰发生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1861年改革是当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次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使俄国经济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尔后的文化与政治也出现了创新和突破；第三个高峰也就是前苏联时期，以反西方的中央集权方式推动现代化，又一次打败列强，取得二战胜利，然后又和美国平起平坐。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辉煌，从国家强大的角度，实现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但也在此同时，一个国家的能量趋于耗尽，一个社会的紧张度达到极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和生物体一样，有它的生命周期。1991年的解体表明，它超出生命能量的限度，已经用到极致，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样通过强权聚集全社会的优势资源。

   概括地讲，俄罗斯以前三个现代化周期尽管付出了沉重代价，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毕竟使得原来的莫斯科公国成为雄踞一方的欧洲大国；到社会主义时期更曾经让世界耳目一新，以这样一个反西方形象出现，以一个反其道行之的独特方式推动现代化，居然也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这种历史记忆在老百姓心目中难以泯灭，投射于普京身上，他就成为了强大国家的化身。

   问题在于，前三个周期都在俄国迅速上升时期，唯当下是在有可能沦为二三流国家的背景下，普京被聚焦于全民的高度期望，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挑战。

   问：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俄国人眷念大国梦和旧体制的信息，但为什么他们不选择至少看起来关系更为直接的俄共，而是将这一切寄托在普京身上？

   冯绍雷：苏联体制给百姓带来相对稳定与虚幻真实并存的大国国民地位，但民众对旧体制的缺乏活力和在东西方对抗中的落败也非常清楚。包括知识精英对过时意识形态的批判有着巨大影响力。而作为形式上继承苏共的俄共，观念难有更新。虽然九十年代晚期在一片凋敝的形势之下，俄共甚至一度具有执政前景，但是，在目前一个相对而言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下，较多民众还是倾向于选择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普京。

   问：威权主义色彩？为什么这么说？他难道不是民选领导人吗？

   冯绍雷：威权主义有别于极权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当然也有别于拉美民粹主义。我觉得普京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威权主义。

   一般而言，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非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处于制度转型中的国家。威权为实现转型、争取民意，就要减少意识形态色彩，剥离旧体制的负遗产，也尽可能排除外来意识形态干预。其二，威权体制一般具有一党主导的多党体制。第三，舆论有一定的自由度，讲点风花雪月、开点政治玩笑甚至骂政府都没关系，但一切都在调控之下。比如莫斯科的电视是要控制的，网上、报纸则大为多样化，批评普京的言论也让谈。最后，经济上的平民主义措施。

   普京的威权特殊在于，第一，是对欧洲价值观的诉求，他曾经多次表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普京2008年也说过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是指对传统价值、国家、宗教、家庭的信奉。第二，是存有弹性的威权。虽然强调稳定、安全、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当这次出现民情波动，普京还是根据情况作出了调整。他最近强调了要实现中产阶级的利益，要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兹罗平说，普京实际上既非自由主义、又非保守主义；既不左、又不右；普京就是普京，这就为他在一个国情异常复杂多样大国的执政留下了空间。

   在我看来，除了欧美现代民主之路，对于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就转型阶段的国家来说，契合于本国发展水平的开明柔性的“威权体制”相当普遍。亨廷顿说过，“西方”是唯一的，并非普世的，我想他想强调的就是“西方”道路不是可以简单被复制的。非欧美国家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拉美、东亚，甚至二战后初期出现过民主治理的国家，比如说韩国，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还是回到威权体制，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这个威权主义的阶段。因此不能把它简单说成独裁，要作区分。

   问：普京式的“威权主义”有可能往独裁方向上转吗？

   冯绍雷：区别于独裁者，普京是个转型期的过渡人物。有朋友告诉我，很可能普京再干一届，但他不会像一些有独裁倾向的政治人物，一做就是四十几年。因为，俄国虽然有崇尚强人政治的传统一面，但另一方面四百年来深深浸染在欧洲自由价值观的熏陶下，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它精英的主导方面。反对派声音之强大，前一段也已经看见。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制约，规定了当代条件下俄国政治发展的某种区间。

   尽管人们把普京归入威权主义者的类型，但他对于民主有自己的界定。其一，他认为，我们不追求有俄国特色的民主，尊重世界自由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则，但是这些普遍规则在俄国如何实施，要根据具体条件而定。其二，普京经常反驳道，我怎么不民主，我是全民直选产生，你美国总统还是间接选举；我还曾经亲耳听过普京有两次当面反驳西方学者对自己和梅德韦杰夫之间政治“协商”的批评，他说，布莱尔和布朗不是也经过协商而换马的吗？其三，有一次，普京谈起他对于“主权民主”理论，实际上还是有一点保留，他认为，主权主外，而民主事内，两者到底是何关系，还值得探讨。这里反映出俄国威权主义的一些特色。

   尽管普京对于民主有着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但是形势往往比人强。所以，面对潮流变化，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参选的提名者，在与反对派对话中还是确认了要对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作出宪政限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问题在于，普京确实期望，你们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有其客观逻辑：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经济转型过程，特别是改变能源依附模式；包括普京最近特别强调的将对远东、西伯利亚的重新开发；还包括俄罗斯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不存在外来的严重安全威胁，使其有可能安心国内建设等等。这些客观需求和条件意味着一个有弹性的、比较理性取向的威权制度还可能会延续。如果普京能动员民众，协调各方利益，专注于国内事务，俄国是有很大机会的。

   问：那么，普京会逐步减少威权色彩吗？用威权推动民主的先例不是没有。

   冯绍雷：我不认为俄国的民主在六到八年之内马上就能变成北欧西欧式样。它在这样一个传统包袱之下，要从一种政治力量独大回归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多党竞争的局面还不太可能。但是，在上述发展预期的激励之下，包括在二十多年转型中艰难成长的中产阶级推动之下，各种利益的关系有可能得到调整，法律制度还是有可能会被改善，知识精英和年轻人对舆论空间的需求，都会使得普京做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在普京还身强力壮，对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满怀信心的前提之下，我觉得这种心态也可能为普京提供理性决策的空间。但是，他会比较慎重。

   从理论上说，发展与稳定，民主和经济增长这些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在中、短时段上，还是不那么确定的。也即，在某一些时段，依然有可能经济发展不一定催生民主，而民主反过来也不一定支持经济增长。但是，从较长时段看，在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影响之下，对于先进制度的学习与选择，改革与创新还是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提供了广大的空间。这是观察俄国政治的一个理论背景。

   问：以俄罗斯来看，民主和强国梦能共存吗？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主义和大国梦是民主自由的对立面。

   冯绍雷：即使在西方也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截然对立，比如说美国，它也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大国和强国。至于非欧美世界，它能否实现既强国又民主这样一个抱负？如果都要以美国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非欧美世界，要既像美国这么强大，又像美国这么民主，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对非欧美的国家来说，民主的发展可能和强国不同步，某个阶段强调国家的强大，等国家达到一定的强大之后呢，它给民主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但到民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了，又会追求强国目标，就这样在强国和民主诉求之间循环往复。如果说，欧美是民主和强国之间相对均衡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在非欧美国家，民主和强国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不那么均衡和同步，但是，这两者之间始终是一个紧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普京时代可能就是将强国这个目标放到更为优先的地位上。

   问：在丘吉尔、罗斯福这一辈人离开历史舞台之后，西方世界已经太多年没有出现过政治强人的身影了，可以说没有政治强人是现代民主之福吗？

   冯绍雷：那要看什么情况，对正常状态下发达国家来说是的。日本首相一年换一次，少了谁都没关系，社会照样运转。所以强人对这些稳定的民主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但是，是否说欧美社会今后就再也不会出现政治强人了，我觉得很难说。

   在民主社会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政治强人的，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当她遇见了“英国病”挑战之时，是她推动私有化，使西方世界七十年代晚期后遍布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她是一个引导潮流变化的强人。同时，她也下决心打马岛之战。外交大臣不愿意打，撤职。这在现代英国史上也是罕见现象，这是铁腕。铁腕要经过战争和改变潮流这两项的考验才名副其实。

   现在的世界性危机除了金融体制方面的弊病之外，根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问题。比如，福山的观念就是，民主自由是一个要坚定追求的目标，问题是民主制度形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如何执行，碰到问题之后如何调整，即使在欧美历史上也是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以实现的。这是说，不是体制设定了以后就一了百了，而是通过每一历史环节的偶然性机会得以完善。因为当年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强人，才使得民主制度在危机时期得到完善和调整。西方尚且如此，何况转型国家。

   福山实际上就是对现状的一种批评。民主体制建立以后，它的调整调适过程中还会发生危机。民主的延续要靠人，不能过分迷信制度，制度还是外在的，否则历史就真的终结了。目前，这种情况下，要能够超出利益集团的限制、两党的限制，闯出一条新路，使民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意义上，“普京”这个符号不仅对俄国有意义。俄国这个现象之特殊就在于，它是一个在非欧美社会的界面上，最全面地对西方既学习又反叛，同时也体现了在非常时刻，民众对于强力政治人物的欲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俄国瞬间”已经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俄罗斯瞬间”似乎又在涌动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