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大国成长不可能靠房地产完成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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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03日11:27
摘要：中国的经济面临一个历史转型，面临“历史性穿越”。我所指的“历史性穿越”是指两个概念：第一，从经济 成长史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我们人均GDP如何能够继续向上走，达到1.2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二，从更宏大的角 度来看，中国如何完成大国成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一个小国，它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外在的依附性的偶然因素，但是作为一个大国来讲，它的成长就必须依靠自己 的路径，我们也把这个路径称之为“大国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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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欧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研究员；知名学者，对资本市场、宏观经济、欧洲社会经济问题等具有很深厚 的研究功底；法国巴黎高师访问学者，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捷克查理大学访问学者；著名公共政策评论专家，曾担任第一财经，香港凤凰卫视等知名 媒体特约评论员。
中国的经济面临一个历史转型，面临“历史性穿越”。我所指的“历史性穿越”是指两个概念：第一，从经济成长史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经 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我们人均GDP如何能够继续向上走，达到1.2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二，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中国如何完成大国成长的历史过 程？我们知道一个小国，它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外在的依附性的偶然因素，但是作为一个大国来讲，它的成长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路径，我们也把这个路径称之为“大国 成长路径”。
中国经济不需要二次刺激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大问题，我们都非常清楚。当然从外围因素角度讲，目前整个欧洲面临非常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处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没有什么大 的问题，但是复苏比较缓慢。我们本来应该收缩产能，但是却没有收缩，本应该淘汰的、落后的、调整的产能，又得到信贷的支撑，再一次盲目扩张。
本次金融危机与人类历史上最有可比性的，就是在美国发生过的危机。美国在1929年出现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的经济危机，美国的产能利用率 下降到真正的低点。但股票价格跌到最低点却并不是1929年这次，而是在1932年。1939年欧战开始，美国产能利用率开始恢复。到1941年全面战争 爆发，美国彻底介入欧战和亚太战争，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工业增加值才恢复到1929年的历史最高峰水平。
面对现在的中国经济状态有什么办法呢？也有学者讲，需要二次刺激！刺激什么呢？向哪个产业刺激呢？因为现在找不到任何一个产业看起来是不过剩 的，感觉都像过剩的。那么就要回到一个问题，我们要反思中国过去30年是靠什么成长的？我们得到了非常清楚的答案，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投资，包括 房地产投资。这种投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投资房地产、“铁公基”，另一部分是投资厂房。为什么？是为后面另“一条腿”，即出口做准备的，因为有巨大的 市场在国外。所以现在产能和投资都是为出口和投资自身而滚动的，它的前进要素是对GD P有追求、借贷成本比较低、劳动力成本也很低。但“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它不是劳动力总量供给的问题，而是劳动者结构和它的历史背景问题。
外需没有多大市场了，要把产能转化为内需市场。当时4万亿出来后，媒体采访我，我说了一个观点：这笔钱是对抗金融危机需要花的，但是能否商量一 下，不要把4万亿全部用于投“铁公基”，而是拿出2万亿投资在民生方面？包括卫生、教育、医疗等，也就是保障制度建设。这些做完了，老百姓的消费就会慢慢 出来。现在他们为什么不敢消费？因为他们没有保障来进行未来消费。
激活内需应创造制度前提
中国要完成历史穿越，现在说得最多的就是结构转型。往哪转？创造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内需是需要有制度性前提的。这是什么样的制度？理论上讲，它与人的四个基本权利有高度关联性，只有当这四个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以后，人们才敢消费。
第一、就业，要有稳定的就业，才能为明天花钱。
第二、健康权。也就是看病的权利，国家要保障基本的医疗覆盖。能不能创造一种集基本保障和效率于一体的新医改市场？怎么创造商业保险和基本医疗制度保障能够相互混合的体制？这是未来可取的方向。
第三、教育权。怎么样做到公平有效的教育？现在教育成本的不确定性很高，小升初、初中升高中，大家都打破头。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资源不公平。
第四、居住权。这是讲保障房，国家有责任保障人的基本住房权利。保障房根本就不可以有产权，它就是一个公立租房制度。被保障者今天没有钱可以住在公租房中，明天有钱了就要搬走。如果过十年后拿它的产权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这就是套利。
如果这四个基本权利保障了、充足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内需消费的前提制度就基本建立了。
当然现在理论界有一种错误的倾向，甚至有些学者也不是很负责任，站在某些利益集团的声音圈里。他们会说，房地产是最大的内需，似乎中国除了房地 产以外就不会再有需求了。所以房地产的责任过去在中国很重大，今天有人依然认为它很重大，它既是支柱产业，又是内需消费的市场。这样它可不是很重要吗？一 旦它要是没了，国家天都塌了。
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去研究世界历史，所有的成长大国中，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历史上把房地产作为这么重要的、唯一的支柱产业呢？我实在找不出 答案，我没看到过！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国成长是靠房地产完成的。而我国现在就变成了这样的命题。所以很多狭隘经济学的所谓“常识”，有些是“歪理”，向老 百姓制造各式各样的假信息，告诉大家，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永远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难道只靠钢筋水泥就让这个国家变成强国、世界大国了吗？这是一个很 错误的悖论。
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房地产本身消费是长期消费，除了投资人是用全额来完成，一般人都是用按揭来完成的。如果长线消费的比例过高，那就势必没有即期消费，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内需的。
如何创造内需市场？也是历史性穿越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靠其他方面都没有用，只能靠制度设计，靠政策是没有用的。要把所有的要素都配得差不多，慢慢建起，才发现内需出来了，那时候就会挡都挡不住，因为人们敢刷信用卡、敢花钱、敢负债了。
产业升级善用市场力量
如何完成结构调整？因为现在产能结构非常简单，是靠外需，外需中靠出口，而出口就有出口竞争力的问题。如何来完成一个出口竞争力的全球调整，完成产业结构的全球调整？需要产业在全球从低价值链向更高的价值链转移。
但我们没有原创技术，这又要涉及到一个体制比较问题。我们现在的研究体制、科研体制，目前来看不仅仅是脱离市场，同时它最大的毛病是主导者不 对，现在的主导者是政府。我承认政府可以组织一些重大项目的攻关，但不可能由政府主导来搞所有产业、所有领域的创新，这个主角一定是企业。
我们研究了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为什么在这方面，美国人能够站立在制高点上？因为这之前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星球大战”计划。 信息革命的技术准备和技术储备、研究方向是在80年代美苏争霸的情况下诞生的，很多产品的研究，例如我们用的GPS、互联网以及很多的通讯工具等等，都是 军事工业民用化的衍生。但这只是一个现象，问题是苏联人投入了很多钱，美国人也投入了很多钱，为什么美国把投资于军事工业的钱最后变成了巨大的全球科技市 场，领先了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而苏联没有？问题的核心在科研体制上。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研究所、研究院都是国家主导的。我们如果去看 全球公共投资占科研投资的百分比，就会发现俄罗斯是非常高的，今天也是这样，政府拿钱做科研的比例非常之高。美国可能是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政府自己不组 织人做、不拨钱做，并不等于说它就不主导这件事情。怎么主导？通过政府采购、国防采购。在美国的所有部中、政府序列中，如果你认为一定有人在主导科技进 步，有两个部：一个是国防部，一个是能源部。这两个部目前在主导美国的科技研究方向。它们做什么事情？例如要采购飞机或者其他产品，大家都可以来投标，谁 中标我就给谁订单。美国是用导向型引导他们的科技创新。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例如杜邦公司很多革命性产品都来自于军队的需求。先有军队的需 求，然后再把这项计划慢慢民用化。
但是俄罗斯、苏联不行，苏联讲究军用的技术只能用于军队，与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投再多的钱都会死在里面，一分都不出不来。为什么？它没有市场，是计划经济。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讲，怎么完成历史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创内需市场急不得。产业升级与创新国家内在动力、研究方向有关，也就是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二元经济”亟待改变
我们有必要把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做一个总体性的勾勒和概括。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的特征，我把它称之为“二级经济”、“二元经济”，分两个层 次。最上游、利润最厚的、有钱可赚的产业需要严格的许可，采用许可制度，赚钱的行业都要许可证。第二个特征，做这个产业的80%-90%都是国企，特别是 央企。它们以各种名义为自己的垄断创造话语权。其实我的疑问不在于你是央企还是民企，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也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审计。下游是什么特征？就 是缺乏管制或者没有管制。它对应的是什么情况？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销售没有有效管理。缺乏管制，甚至管制寻租也发生在下游。
这就是上下游两端的市场体系特征。美国在上游、下游也没有人管，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进入。监管方面，FTA每天在监管，食品监管也很到位，如果出现问题，企业会被惩罚得非常惨重。
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非常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悖论。产业升级，民营企业进不到高端，都在下游徘徊。让它们自己投钱，确实能力有限。那怎么办 呢？只能依靠上游挣钱的企业，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就是花的比赚的多。因为它不公开、透明，所以很难想象依靠这样一种封闭模式能够完成中国的产业升级。国 企老总们热衷于什么？追求的是个人的仕途，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
既然民营企业进入很困难，国有企业内在动力不足，因为管理机制没到位。那么中国真正的现实情况下应该如何完成另外一个宏大命题，也就是我提出的 “中国成长”呢？我们做过一个比较，发现美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的转型过程当中有很大的特点，这就是很多公司变成了国际化公司、跨国公司、全球性公 司。如果拿这一点作为对比，那么中国的确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以全球企业国际化指标来讲，目前发达国家全球企业国际化指标占80%，发展中国家，例如印 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占30%-40%，而中国只有12%，在所有大国中占比最低。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有知识准备不足和技能准备不足的缺陷。
中国在现今环境下，什么时候能完成历史性转型？多少年？我说很简单，美国花了20年，现在中国技术在进步，全球化影响在增加，只需要花5-10 年就能彻底完成转型。现在我们着力点的方向还有吗？向哪里着力、投钱？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犯2009年4万亿的错误。我们现在要做的、只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国 防工业的建设。
怎么做？不能让国有企业和国有研究所独担，应该把这个领域打开，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用公开招标等透明方式。谁能做好就给谁做，不管身份如何。在 这上面投点钱形成杠杆效应，未来的产出可能是它的10倍，但是前提是你必须用市场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可以把军事工业装备的技术民用化，会产生技术溢 出，这是成倍效应。
余南平（本文为嘉宾2012年8月26日演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