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改革需要新的制度性红利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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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南平：改革需要新的制度性红利创造
2012年06月11日 14:06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充分利用外部资本红利、WTO红利等取得的
●中国成长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创造制度性红利，尤其是市场化体系再造红利、海外投资红利、扩大内需红利
从制度转型的理论而言，改革事实上就是一种制度渐进调整、再造的变革方式。成功的改革是将各种有利要素给予汇聚，并利用历史的机遇创造和利用各种制度红利。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成长”事实上是在诸多红利要素的汇聚下取得的。
中国成长的核心红利要素
内部核心红利要素主要是：
其一，成功地创造了市场经济红利。中国改革虽然以“联产承包”为起点，其释放出来的巨大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国重工(5.54,-0.06,-1.07%)业化进程提供了基础的劳动力保障，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则使市场机制发挥了特有的红利空间。
其二，充分地利用了中国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其年龄结构正好满足了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其三，极大限度地利用了土地红利。中国土地市场的开发不仅表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同时还表现在城市土地在国有控制下 “招、拍、挂”的土地开发出让环节中，以2011年为例，全国13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达到1.9万亿元，这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覆盖提供了 巨大的资金保障。
世界各国成长的历史经验表明，外部红利的创造与内部要素的结合汇聚了一个国家快速成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过去30年快速成长的外部必要条件是：
第一，开放带来的外部资本红利。外部资本介入对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的经济显得无比重要。外来投资在过去30年间将中国视为“投资天堂”。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中国依然吸收了11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直接投资资本吸收国。
第二，加入WTO的世界贸易红利。历史统计数据表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以年均17.2%的复合增长率在成长，较 1978年增长143倍。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贸易急剧加速，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量增长了8倍，达到1.58万亿 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第三，国际环境红利。从历史机遇而言，2001年“9·11”事件促使国际反恐联盟的形成对中国促成了有利的发展历史机遇，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以 反恐作为国家核心战略利益出发点，减少了对于中国这样的成长大国的各种有意识干预。过去1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赢得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既有红利的消失与挑战
然而，红利要素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基数的扩大，既有发展红利可能会出现衰退和消失。从现实的中国情况看：
在内部，首先，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市场机制表现出极端的“二元化”，一方面过度管制，形成了产业垄断和产业管制壁垒，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 无为，造成无序竞争、欺诈经营，而这种极端“二元化”既不利于垄断行业的效率提升，也不利于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基础带动产业升级；其 次，中国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是客观现实，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上，同时还表现在劳动力需求层次提升上，简单而言，80后乃至90后的普通劳动力不仅 比他们的父辈需要更高的工资回报，同时其社会和心理需求也大幅上升，而这一切均最终体现在综合劳动力成本上涨上；最后，中国的土地红利固然带动了资本的累 积和投资的繁荣，但土地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无一不在考验这种红利的可持续性。以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水平而言，在过去的10年间，平均 住房价格涨幅是10倍，而居民收入上涨仅3倍，这个巨大的鸿沟已经对和谐发展带来挑战。
在外部，首先，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收外来投资国，其占世界吸收FDI总量大约保持在10%左右。虽然在金融危机 下，中国依然保持了吸收对外投资的高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不能保持过去的两位数增速，特别是来自欧美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大幅增长的FDI时代显然已经 过去；其次，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加权已经位列世界第一，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极度缺乏内需消费，同时也提示，进一步扩大对外出 口空间也较为有限，且随着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的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国内成本要素上涨等等要素的叠加，给中国对外出口的红利保持带来严重的挑战；最 后，就最新的国际格局看，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最重要的变化显然是重新检讨与评估其海外战略，特别开始重点关注“中国成长”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奥巴马 政府在军事上“重返亚太”，加强其既有的亚太军事联盟，已经开始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在经济上，其刻意打造的“TPP”联盟将以自由贸易为名与中国展开 竞争，中美作为亚太两个最大的国家，其从“反恐同盟”到“警惕性竞争”关系的演化，已经使中国过去的对外稳定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
汇聚新的制度性红利
既有制度红利的减退和逐步消失既是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也是深化改革的起点，针对目前中国内外的客观环境，如下战略改革举措必须提上紧迫的日程：
首先是市场化体系再造红利。客观而言，目前中国的“二元市场”体系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内在要求。这种“二元市场”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 的行业垄断和公司治理机制欠缺上，事实上，国有企业近些年对于某些产业的垄断和管制设置的门槛，已经将“竞争”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淡化。真正的市场经 济并不简单意味着区分产权的“国有”与“私有”，“国有多元化”产权机制在欧洲能够顺利发展，并还保持相当竞争力，其要害在于国有多元产权公司能够接受市 场经济的法治管制，并建立了对外透明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代理人机制。因此，以公司治理机制透明化为核心，以打破垄断、推动竞争为抓手，推动国有产权多元化、 投资社会化，是打破“二元市场”中垄断行业之根本。而中国市场目前呈现出的虚假销售、欺诈销售、盗用知识产权等等商业恶习，不仅反映的是商业诚信缺乏，同 时最关健的是管制无为与管制寻租。对比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管制，特别是惩罚性的法治管制使用，中国必须摒弃“运动式监管”，并在市场秩序的长效监管上进行 重大改革。
其次是海外投资红利。世界发展史表明，一个成长的大国无论有何种机缘，其或多或少均利用了海外投资红利，这不仅表现在19世纪的英国“海外帝 国”的建立上，同时还表现在美国在战后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随后各类的全球海外投资上，甚至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也充分享受了海外投资红利。在今 天世界多元格局中，海外投资红利不仅可以在经济上为中国成长提供持续空间，最重要的是还能大幅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际事务议价能力，并使中 国的成长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内在发展要求一致化。对此，应根据中国成长的内在需要积极开拓“海外密切合作区”，将大量以美国国债计价的外汇资产有效转化成 海外FDI。而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中国高级别的“海外投资委员会”，综合协调目前商务部和外交部的部分职能，以保障中国海外投资利益 最大化和效率优先化。
第三是扩大内需红利。对于如何扩大内需消费，目前普遍认识到的思路是两条，一是加快城镇化，按目前测算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可以带动 1000亿元新增消费；二是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通过税收手段创造消费。但事实上，比较研究表明，最有效地扩大内需的办法是制度性红利创造，它是国家通 过福利体系再构建，依靠制度溢出的方式创造消费保障，具体而言，就是对于国家公民四种最基本权利(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体系的再造。战后欧洲社会 消费提升的飞跃最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公民四种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国家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同时对于就业、医疗、教育、住房 的投入可以转化为国家长期内需的基础保障，对此，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摒弃“家电下乡”等国家补贴式短期消费刺激，转而着力于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 障、就业培训等长线制度性再造。
综上所述，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的深化，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传统增长要素里的三项即土地、劳动力 与资本，但新的增长理论认为，至少还有两项红利要素在中国并未充分利用，一个是人力资源要素，一个是制度要素，且人力资源要素的充分发挥根本离不开制度要 素。举例而言，如果没有市场制度再造，就没有效率、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源在垄断和欺诈的市场环境下毫无价值，同样，没有国家基本福利保障体系制度 再造，也不可能有国民长期稳定的消费预期。因此，中国改革需要新的制度性红利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