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经济思想史的重写与苏联解体 (上)
来源：东方早报
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2/1/16/731118.shtml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副主任 杨成 2012-01-16
直至今日，在俄罗斯普罗大众的集体记忆中，上个世纪90年代依然是灰色的、阴暗的。
直至今日，在俄罗斯普罗大众的集体记忆中，上个世纪90年代依然是灰色的、阴暗的。他们见证了叶利钦等人孜孜以求的“从计划到市场，从专制到民 主自由”的转型。正是在这一跌宕起伏的艰难历程中，“民主”被俄罗斯人逐步固化为一个和“野蛮资本主义”互为一体的符号，其后也成为普京长期执政的重要合 法性来源。那么，“市场”和“民主”这对概念是如何进入到俄罗斯人的话语和意识中并相互扭结在一起的？苏联解体过程中，它们是如何从最初的学术话语转化为 一种政治理念并最终被导入到经济议程的设置进程中的？或许，借助这一对概念从公共话语到激进改革实践的演变过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厘清作为经济-政治过程 的苏联解体，并复原当时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基本要素。
被激活的经济史翻案风
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点在经济改革，当“加速战略”无法攻克高度发育并充分成熟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时，戈氏才转而以政治改革为主 导，将之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通常会因此失去或降低对苏联最后几年经济改革的关注。事实上，经济议程设置一直是苏联晚期最具穿透性 的政治力量，将戈尔巴乔夫改革划分为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可能会误读整个历史进程。
1985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很快启动了改革进程，起点就是“加速战略”，目标则是重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议程。 《新世界》首先刊登了谢柳宁的一篇文章，针对的是1983年以来苏联的“经济实验”。这是继柯西金改革夭折之后第一篇重提“完善经济体制”的战斗檄文。作 者在文中重返了1965年前的政治现场，要求回归到柯西金改革前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去，呼吁重新解读苏联经济学界中市场派或者说商品派的改革建议，而实际指 向的明显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合理性”。
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本身，而不是直到1986年开始推行的“公开性”，就已经激活了死水一潭的苏联经济学界。1985年即应运而生的第一批有关 经济改革的政论文章很快成了苏联社会思想的路标，并引导了当时的社情民意。此后人人对改革心向往之，注意力的焦点被投放到反官僚主义领域，赫鲁晓夫“解 冻”时期的某些思想被正名，指令性工具对经济发展调节作用的效率被重新质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被反复提起。这一时期，作为“60年代人”的经济 学家终于获得了公开讨论学术观点的话语权，“按经济规律自我运作”是其核心理念，并自然而然地成了“指令经济”的反义词。
到1987年，经济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政治议程的契合越来越密切。早在1985年4月即被戈氏提出的“改革”（perestroika）思想在这 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正式走进了苏联的社会生活。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将经济学提升到理论解释应有的高度”，以克服保守主义、经济思维惯性、经济 发展中不断增长的危机风险等不良现象。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一份关于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命令中，也将摈弃教条主义等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 刊物展开大辩论，以“丰富马列主义”。由此，“经济新思维”的号召被直接转化为一种对经济学的“政治订货”，就苏联历史以及“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展 开公开讨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共产党人》杂志随后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契机刊登了一组引领新潮流的文章。
有趣的是，这场由戈尔巴乔夫本人倡导的、经过苏共中央认可的历史问题，尤其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问题的讨论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从1987年到 1990年，对官方史书写中的很多定论进行历史翻案风行一时。“公开性”未能引导精英和大众讨论现实问题，而迅速滑入到否定历史的轨道上去。
新的历史风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历史认知的政治化。历史学的学科要求被降低，而更多是从外部，根据政治行情的变化进行研究。换言之，历 史在这种语境下已经演化为决定当前和未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砝码。应该注意到，对于苏联时期和此前的俄国史的解读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导致苏联社会明显呈现出分 裂化、极端化、对立化的特征。其二，历史学家本身在这场翻案风中所起的作用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评论家相比黯然失色。书报检查制度的放宽催生了《新世界》、 《十月》等杂志和《星火》等周刊作为“民主媒体”的嬗递。一大批奉行激进经济改革理念的学人和记者一跃为时代的宠儿。
从列宁到布哈林
柯西金改革已经不能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政的思想动力了，讨论就这样一步步重返到苏联早期和沙俄时期的经济思想场域。斯大林模式成为了第一个被批 倒、批臭的靶子。1987-1989年间苏联知识界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大多指向了“斯大林主义”。这一时期，关于集体化等问题的理论禁区已经被排除，索尔仁 尼琴等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陆续被刊发并广为流传，西方“苏维埃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这一切都为苏联社会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模式提供了足够的知识准备。
苏联国内的期刊上出现了大批文章，指责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各项措施。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被阻断的反思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理解苏联当下的困境，才能为之找到一条解决之道并进而基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重建起强大的新苏联。
此时的苏联知识界尚未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完全决裂，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正本清源，将斯大林赋予的“伪社会主义”思想病灶从苏联患病的肌体上 切除。围绕这个问题，实际上产生了三派观点：第一种是斯大林模式的卫道士；第二种承认斯大林带来的残酷后果，但强调有其历史合理性；第三种则认为斯大林实 施的实际上是“战时社会主义”，因而使苏联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起失去了用“更文明”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
列宁及其在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被神话，并固化为一种斯大林模式的对立面。1921年的政治口号“从余粮收集制到粮食税”被重新解构。 按照列宁本人的说法，这一政策实质在于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此时却被解读为是放弃国家对经济行为体的行政干预的号召，意味着税收、贷款等经济杠 杆开始协调经济行为。“新经济政策”不再被视为一种暂时行为，而被视为一种谨慎的、建设性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苏联经济建设的科学立场。
将“新经济政策”树立为典范，驱使着当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重新捡起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马卡罗夫等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而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则被视为经由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
公共知识界的讨论很快延伸并给予了戈尔巴乔夫等政治精英巨大压力。到198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三月全会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承认斯大林时期实施的 以集体化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他批评道，对生产者经济行为的监管、决策流程的集中化以及严格的计划管理导致了公有制蜕化为国有制。此 时，经济改革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如何管理产权的问题，各种承担国有资产的方案慢慢浮现。戈尔巴乔夫的方案跟经济界的讨论同步，他开始强调要回到列宁式的真正 的社会主义，要借助租赁的方式回到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