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菜篮子”与苏联解体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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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与苏联解体
杨成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0年11月初，距离苏联最终解体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一个政治笑话在苏联境内流行开来并最终成了某部电影的一部分。笑话的内容直指苏联晚期的食品短缺问题。问话者关心的是到底还要在这个体制中坚持多久，被问者则称“无需太久，食品快没了……”。
这种黑色幽默的历史沉重感至今仍然让读者惊心，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社会情绪有无释放的渠道，食品供给问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为什么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苏联社会开始累积一种类似“生活安排得不正确”的感受，以及这种感性认识是怎样被动员起来成为撼动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苏联体制的。
城市化与苏共合法性
苏联解体的底层推动力主要来自于莫斯科等主要城市。按照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苏联的城市化进程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到60年代至70年代时基本终结。其时，苏联70%的民众居住、生活在各类城市中。一个显然的逻辑是，从城市化进程完成后，苏共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在于城市居民对这一体制的认同感和支持度，而其中最关键的又是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苏共的合法性在“60年代人”之前主要依靠的是苏联民众对沙俄时期悲情式的生活及新社会中较好生活比对的历史记忆，本人或是父辈都清晰地传达着这种认知，加上卫国战争等重大事件进一步巩固和塑造了苏共在苏联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但自196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社会格局开始形成、固化。老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依赖的思想基础——农民共产主义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逐渐耗尽了潜能，而构建新的以城市化现实为根基的思想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未能引起苏共当时领导人的重视，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快步推进与指导思想的不进则退之间出现了张力。
到了70年代，苏联的全新一代开始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分子。用卡拉-穆尔扎的话讲，这是一群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甚至没有看到过群众社会苦难景象的人。于是，一个富裕社会的出现反而给苏共带来了巨大的执政风险。
在一个全能主义的体系之中，由于个体的作用被无限压低，集体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城市居民，尤其是活跃的年轻人不再记得苦难的记忆，而更多的是想象自己“被认可的需求”越来越开始受到限制。
由此，到苏联解体前夕，基本上有两代纯粹的城里人积累起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这种不满来自于城市化后的全方位压力。而苏联当时又没有类似西方的民间团体等渠道去消解，于是就演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直接交手。
这样的基本逻辑应该存在——食品短缺直接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一个经济现象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认知，进而最终转化为一种政治立场。更为关键的是，在这种不满的社会情绪中，年轻一代的苏联人构建起一种虚幻的想象，即西方是最理想的、童话般的乐土，在那里他们被限制的需求能得到尊重甚至受到珍视。
食品供应的票证制度
苏联的食品短缺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结束差不多是同步的。这种短缺在苏联很多城市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80年代逐渐由个案演变为全联盟的现象。1990至1991年是整个苏联时期商品短缺的高峰期，其中最明显的又表现在食品供应方面。
为了确保基本的社会稳定，苏共开始大量使用票证体系予以限购，到苏联晚期这种票证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当时，食品票证保证供应的种类主要为肉及香肠等肉制品、奶制品、糖、酒等。
在众多票证中，“莫斯科供应”（Московское снабжение）具有特殊的含义。以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为例，1989年凭每张票券可购买规定数量的食品：顾客可以在1公斤肉，或者是800克香肠，或者是2瓶鱼罐头之间三选一，在1瓶伏特加或2瓶葡萄酒之间二选一，外加1公斤糖，以及数量不详的香烟与火柴。
由于食品短缺的境况如此严重，票证制度的引入也并不能保证多数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苏联解体20年后，很多人在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仍然对食品短缺记忆犹新。尤其是节日或亲戚朋友造访时，始终是家庭主妇们最为紧张的时刻。她们担心的是怎样才能体面地按照俄罗斯的习俗招待好客人，而很多情况下将不得不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票证消耗掉。有时为了买到足够的食品，人们不得不连续排队，而这又会招致售货员的斥责，羞愧感和不满感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腐败案件。这起案件和食品短缺直接相关。国营食品店“叶利谢夫斯基”的经理尤·索科洛夫及其副手在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前10天被定罪，在执政短短1年多时间的安德罗波夫时期被判处死刑，最终在年迈的新任苏共总书记切尔年科短暂执政时期被处决。他们的罪名是“大量窃取食品及受贿罪”。有研究者认为这起案件实际上是苏共高层斗争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凸显出食品短缺的严重性及其社会效应。
“食品主权”
当食品供应成为全联盟所有地区的难题时，一种新的政治现象——“食品主权”就此产生并和民族主义离心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交互作用。苏联后期，每个地区都越来越从本地利益出发，并因此将本地所产的食品优先供应本地区乃至限制向其他地区的销售。这实际上是食品供应票证制度的一种衍生品。
当叶利钦还在担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时，就曾因“食品主权”问题被叶戈尔·利哈乔夫在党代会上大肆批评，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无疑是胆大妄为的顶风作案行为。问题是，叶利钦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同盟军，当时的主要大城市基本上都卷入了其中。所有的地方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本地供应，而不是全联盟的共同利益。他们指责外来者购物给本地居民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且建立起“检查”制度，很多情况下甚至限制本地产品外运。最终苏共中央实际上采取了罪不责众的息事宁人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票证制度的引入慢慢造成了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竞争的强力反弹。这一要素同样在后来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疏离，甚至在俄独立早期地方权力的膨胀过程中有一定附加作用。
从“食品主权”现象中，我们似乎还可以感觉到苏联经济的某种变异。“食品主权”的出现表明了地方当局在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苏共中央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这种分级协商在相当程度上蚕食了计划经济的强大力量。
非正式供给制度的形成
生存的需求驱使着苏联民众在正式的经济体系之外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机制，在此过程中，计划经济的金科玉律慢慢消融。当时围绕食品供给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内部供应或直接到农产品产地的交易。二是票证的市场交易。三是达恰的经济-社会功能的充分凸显。达恰一般译作“别墅”，但这实际上并不准确。在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语境下，它多是一种位于城郊可供假日休憩并附带小菜园或小果园的临时居所。苏联地大物博，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达恰。在食品短缺年代，达恰扮演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角色，它可以填补食品，尤其是蔬菜、蔬果等供应的不足，也可以用于以货易货的直接交换。
被动员的城市居民
苏联解体显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更多是整个体系积重难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苏联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累积起来的包括对食品供应不足在内的各种不满，在叶利钦等精英人物的鼓动下，迅速转化为引发政权递嬗和联盟解体的非理性政治动员力量。当时苏联文艺作品以及大众媒体上的幽默讽刺有相当一部分在跟食品短缺有关，并且也逐渐跟民主化问题联系到了一起。经济现象就这样传导到社情民意并进而介入了政治议程。一幅有名的讽刺画描述了苏联解体前夕的场景：一个手牵着宠物狗、头戴礼帽的年轻人在漫天飘舞的传单中向满身戎装的苏联警察吼了一句：“这不是政治传单，这是通往天赐食品的凭证”。
一边是老百姓大排长龙也未必能获得足够丰盛的食品，一边是特权商店向位列苏共干部名册的特权阶层的放开供应，这种强烈的对比显然会刺激苏联民众，从而在群情激昂的民主化浪潮中被深度卷入，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真的像上述讽刺画中那个年轻男子的话语是一样的，即希望通过民主化的推进满足“被限制的需求”。彼时，苏联民众更多看到的是当局的不足，更希望看到改变，而基本无视苏共为他们做过什么。
总的看，“菜篮子”与苏联解体或许没有最直接、最线性的关联度，但它串联起民意和政治精英，消耗了不少苏共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合法性资源，间接地推动了一个庞大国家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