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普京面临改善政治生态挑战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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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民众聚集抗议活动，牵动了许多人的“神经”，席卷西亚北非的政局动荡会不会逼近俄罗斯——
普京面临改善政治生态挑战
日期：2011-12-13 作者：杨成 来源：文汇报
杨成
●这是一场合法的集会，对参与者而言，哪个政党获胜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选举过程应该公正。
●这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折射出部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单极”现象的失望、疲劳乃至厌倦。
●俄罗斯与世界的互动日益紧密，使俄罗斯的内部政治进程与外部世界的影响相互渗透，这限制了普京治国理政的议事日程及对应手段。
●普京容忍由选举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而抗议始终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进行，反映了俄政治转型中逐步积聚起来的进步。
●随着新一届杜马首次全体会议即将拉开帷幕，莫斯科寒冬天气以及2012年新年长假的来临，可以预期这一次大规模示威的效应将逐渐湮灭。
2011年12月10日这一天，从俄罗斯最西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到最东端的太平洋沿岸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的集会示威，其中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声势最为浩大。
这会不会影响明年3月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的大计？这是否意味着今年年初席卷西亚北非的政局动荡正在逼近俄罗斯？其背后的政治动因究竟是什么？
矛头直指选举舞弊
莫斯科的博洛特纳亚广场成为这一次示威的“震中”，大批民众在此聚集抗议本月4日举行的杜马选举存在舞弊现象。
莫斯科示威者显然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少人身披白色绶带或佩戴白花作为标志，少量党派旗帜被公开打出。他们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是针对本次杜马选举结果，坚持必须对选举舞弊行为进行官方调查。有的明确要求当局宣布杜马选举结果无效，呼吁立即进行新的民主而公正的选举。少量标语要求“梅普是时候离开了”。
同样的抗议行为在一个个主要的俄罗斯城市陆续上演。俄的北方首都、梅普二人的老家圣彼得堡大约有1万人走上街头。其他城市的俄罗斯人似乎也打破了“政治冷漠”，转而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远东重镇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均有不少示威者涌上街头。相较于莫斯科、圣彼得堡，这里的抗议群众不超过1000人。有消息称，反对派希望在12月24日再组织一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种种迹象预示着普京牢不可破的政治体系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太可能发生“革命”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即便是被俄罗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称作“素有造反文化，并且往往是以流血事件而告终”的俄罗斯，这一次都不太可能发生“革命”。
第一，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同，俄罗斯社会已然发生了深刻转型。当时的各类抗议事件远比普京执政期间频繁，规模也相对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特别是俄罗斯选民发生了明显的“极化”转向，左派和右翼力量的对立十分鲜明，政治立场的角力成为民众参与街头政治的关键动力，示威民众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与当局的对抗性高度清晰。而2000年以来，俄罗斯民众已经远比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理性。
在此次示威中，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身份被稀释淡化，左派、中派、右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对任何政党都不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的口号集中在选举舞弊本身，并未衍生到政权递嬗。准确地说，这不是一场结构化的反对派运动，而是政见相左但感觉到自我的政治参与感受到“羞辱”的群众集合。最关键的是，这是一场合法的集会，对参与者而言，哪个政党获胜或许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选举过程应该公正。
第二，普京应对合理。在12月10日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前的一周内，俄罗斯当局最早曾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抓捕了一批反对派重量级人物和示威群众，一贯温文尔雅的梅德韦杰夫也曾对有关质疑回以粗口。后来，普京逐渐调整了应对策略，慢慢辅以更开放的对话立场，试图逐渐稀释民众的不满情绪。其一，允许游行示威，降低对抗烈度。莫斯科市政府对12月10日的大规模集会予以了批准，高达5万名警力投入安保，但没有发生与参加者的暴力对抗，一切都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进行。其二，尽管普京本人未对示威作出任何评论，但通过其新闻发言人释放了足够的善意。佩什科夫公开表示，“我们尊重抗议者的观点”；“我们正在倾听哪些问题被提及”；“我们会继续倾听他们（的意见）”。这表明了普京愿意对话的政治立场。其三，三家国家控制的电视频道等新闻媒体开始给予游行示威较多关注，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对反对派及反对的声音或者无视或者极尽嘲弄之能。
第三，矛盾并未从国内转移到国际舞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第一时间就对俄罗斯此次杜马选举的“不公正”予以言辞激烈的批评。俄外长拉夫罗夫尽管同样对这种质疑提出了反问。普京也对希拉里在未获得欧安组织观察员报告的情况下开口批评俄表示不满。但俄美并未像以往那样展开全方位的对立。普京在国际舞台上选择了最合理的应对方案，而没有试图转嫁国内的政治危机。普京更多反复强调的是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示威游行，不会限制表达意见的公民权利。
合法性内容的变迁
不管怎么说，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无疑是对普京的一种挑战。尽管反普京并未成为统一行动的口号，也可以看得出这不是一股不可遏止的“愤怒”，但实际上折射出部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单极”现象的失望、疲劳乃至厌倦。
理论上看，体制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外部讲，体制安全的需求产生于体制威胁的压力。外部力量对某一政权（体制）的威胁一般表现为五种方式：军事干预、经济封锁、断绝外交关系、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界打击该体制的合法性、对反对派予以扶持。从内部讲，则往往体现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因经济危机、腐败等问题陷入合法性困境，从而为反对派等政治力量的街头政治等方式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应该注意到，体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经常是互相交织的关系，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往往被执政当局的反对力量（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层面）所利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过往对查韦斯、卢卡申科、内贾德、卡里莫夫等所谓“专制”当局的持续打压往往推动这些国家在国内奉行更为严厉的政策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但这又会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更进一步的批评，从而使得这些政权与西方关系的紧张烈度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俄罗斯面对“颜色革命”的外部压力时曾经也十分不自信，因而与西方关系多有不顺。但经过10年积累，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普京当局仍然拿出了大量的国家预算用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俄“体制安全”的外部威胁随着其自身国力的恢复和上升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当前最新的一种变化是，正如中东北非局势急剧变化所表明的，内部威胁，特别是合法性问题可能正在逐渐成为普京当局的主要挑战因素。
应该注意到，俄与西亚北非国家在国内政策上有不少类似之处：一是领导人长期执政可能带来的政治疲劳；二是政权更迭尤其是接班人模式往往难以为民众接受；三是基本都是经济形势进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四是互联网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本质上都可能经由合法性问题变成普京的挑战性力量。
普京迄今为止的主要合法性根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其任内俄罗斯实现了稳定秩序和经济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二是俄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但2008年金融风暴的狂潮在俄经济实力和国际声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巅峰的时刻给了俄狠狠一击，这直接影响到俄的经济表现，尤其对民众生活冲击很大。普京在金融危机期间不断加大社会向度的投入，目的就是延伸其合法性。国际层面上，普京赞成俄美关系的“重启”、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建立，积极倡议欧亚联盟等新构想，同样也着眼于合法性的构建。
问题在于，目前这种合法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尤其是国内层面面临挑战。这种挑战和苏联晚期颇有类似之处。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的合法性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一直到“60年代人”，苏联公民或基于本人或基于父辈对沙俄时期悲惨生活的历史记忆坚信苏共的政治纲领和领导地位。但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社会发生了根本改变。到那时为止的30多年时间内，城市化运动造成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生活方式。60年代开始出生的两代人没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更多地是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这批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的神魂颠倒。现在普京所面对的也是越来越多的在冷战结束之后成长起来的新公民，他们对于90年代的历史记忆不一定那么深刻，并且更在乎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正如苏联时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普京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意味着“秩序”、“稳定”和“发展”，这也是迄今为止普京获得高度支持的原因。但金融危机本身造成了这种合法性的慢慢消融，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正在面临失业的巨大压力。同时，更关键的是，年轻人所接受的是非传统的公民教育，他们对于民主权利更为看重。事实上，12月10日大规模示威的主体正是原来被视为更在意于挣钱、升迁的年青一代。
而在国际层面上，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已经很难让它走回头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巩固同样是普京政权的合法性所在，其中就包括成为主要国际机制的参与者。梅德韦杰夫的顾问叶甫根尼·贡特马赫尔明确表示，如果普京采取强行压制的立场，将有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甚至不排除西方将俄开除出G8，也可能因此影响到2012年APEC峰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举行。换言之，俄罗斯与世界的互动日益紧密，使得俄罗斯的内部政治进程与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相互渗透，普京也不能冒然打断其自然节奏，这同样限制了普京治国理政的议事日程及对应手段。
通过改革走向善治
统一俄罗斯党未能赢得三分之二多数地位应在意料之中，俄罗斯民众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争也很正常，这都反映了俄民众对当前以“梅普”组合为核心的政治生态认知的心理变化。但我们对此次选举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示威行为的负面意义要有客观评估，不宜将其效应任意放大。
单纯从得票率来讲，统一俄罗斯党此次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宪法多数”，从一个可以操纵任何法案通过立法程序的权力党的立场看确实是退化了。但权力的垄断并不总是好事，过去几年来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曾多次警告过该党的“权力异化”现象，即统一俄罗斯党越来越官僚化，缺乏推动俄现代化政治议程的足够能力和意愿，未能发挥与其三分之二国家杜马议席相称的政治影响力。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结果是俄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的真实体现，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时受挫反映出的是俄罗斯人民合法使用应有民主权利的胜利，甚至这也符合普京对俄政治前景的长远设计。对普京而言，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理想类型从远景看是两党制，过渡阶段可以有三至四个主要政党发挥作用，它们彼此进行良性竞争，从而使得民众可以从中获取最大政治、经济和社会红利。此次投票结果也将在俄构建新的政党结构中发挥一定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集会风波对10年来习惯于在平稳中执政的普京来说固然是个挑战，但更可能是俄民主进程的新起点。普京容忍由选举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而抗议始终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进行，反映了俄政治转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某种进步。正如俄罗斯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列米佐夫所指出的，“博洛特纳亚广场没有变成埃及的解放广场，我们看到了欧洲式的抗议，这证明了俄罗斯更加接近欧洲而不是非洲。”
迄今为止，俄更多的是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中“被革命”了。与抗议示威并行的还有更大规模的普京支持者的集会。梅德韦杰夫总统已经宣布要对大选舞弊进行调查，加上普京今年倡议成立了“人民阵线”、梅普组合都表示要严惩腐败，以及统俄党今年在议员候选人名单中推出近一半的新人等，都反映了俄当局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改善政治生态的重要性。随着新一届杜马首次全体会议即将拉开帷幕，莫斯科寒冬天气以及2012年新年长假的来临，可以预期这一次大规模示威的效应将逐渐湮灭。虽然不排除其他选项，但普京更有可能以此为契机，推进更加顺应民心的各项改革，巩固自身的体制安全。而俄罗斯现代化的议程能否在“长普京时代”取得新的进展，则主要取决于俄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在普京新的总统任期内实现善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