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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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革命”范畴研究中的苏联解体

“帝国”和“革命”是晚近国际研究学界较多运用于苏联问题研究的两个学术范畴。关于这两个范畴的功能效用依然有不少争论，但运用这对范畴进行研究的作品显然在逐渐增多，而且其结论也引人注目。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就此与东方早报分享了他的分析和思考。

在近代国家出现之前，帝国曾经是在相当长时间存在过的一个历史现象，比近代国家体系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帝国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现象，也是一个国家间关系和国内关系的治理系统。

运用“帝国”范畴分析苏联解体的这类观察，至少有着以下几个类型：一类是研究不同帝国的地理类型如何影响其衰亡的过程；另一类是关于帝国的治理状态 如何影响其命运的分析；还有一类是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对于帝国所处宏大国际系统所做的动态分析，观察其如何影响到苏联的最终解体。

大陆型帝国的衰亡

东方早报：用“帝国”范畴分析苏联解体问题是否合适？

冯绍雷：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中间也都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苏联的非帝国性质并不适合从“帝国”范畴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比如，与19世纪帝国 现象相比，苏联曾经长期获得人民支持、有很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广大疆域之内多民族混合居住，特别是意识形态曾经具有强大作用。但更多学者认为，毕竟“帝国 研究”已经在国际学界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学术方法，正在广泛流行，值得做一番介绍与思考。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帝国现象，诸如以皇帝为首脑的君主制国家、帝国主义殖民大国等，伊戈尔·盖达尔曾经在他的《帝国的消亡》一书中，为适合于俄国现象 而专门为帝国一词量身定制了一个“优雅的”定义——“帝国”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支配权集中于宗主国，而民主设置（如果有的话），抑或至少选举权未能普及 到其掌控下的全部领土的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类型。

根据盖达尔的定义，原则上说，有两类帝国，即跨海帝国（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和领土毗连帝国（奥匈帝国、俄国等）。这两类帝国在20世纪所遇到的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东方早报：苏联显然属于领土毗连帝国。

冯绍雷：对。领土毗连的大陆型帝国，由于没有海洋将殖民地与宗主国分隔开来，宗主国与附属领土上占主要地位的民族共同体（宗主国）比邻而居，相互影 响密切。不像跨海帝国，发生在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变化很难直接在宗主国本土得到反映。特别是在帝国解体过程中，这两类帝国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

大陆型帝国的政治结构往往会受到边缘地区政治经济状态的直接影响。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情绪高涨后的形势动 荡就直接影响了苏联的解体。盖达尔甚至认为：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经验显示，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 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成为一项并非容易的任务。

盖达尔进一步指出，多民族国家如果再加上集权政治统治，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首先会动员起那些准备利用民族感情的政治力量。而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明白这一“帝国”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挑战，也根本忽视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危险性。显然这就成了苏联解体的动因。

而另一面，盖达尔又强调：具有帝国传统的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队有可能因为行政当局的四分五裂 丧失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一经验一方面说明，这是推动反抗力量不受武力威慑、推进帝国解体的客观条件，同时，也使得帝国解体有可能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 像苏联这样的大帝国解体，居然大体是在和平背景之下实现，可称是不幸中的大幸。除了上述军队作用受到限制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背景乃是核威胁的存在反而成 了一个制约解体过程不能过于受武力影响的外部原因。

失败治理导致帝国崩溃

东方早报：这是基于地理类型对帝国衰亡的分析，那么从帝国内部治理角度来看呢？

冯绍雷：这一视角的代表人物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多米尼赫·列文，他在其著作《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中列举了苏联治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一，“苏联解体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它在国外和国内赋予了自己过于艰巨而不切实际的使命（Herculean Tasks）。”“在内部，苏联试图在由文化、宗教和民族及其不同的人组成的混合体上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群体，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这个社会里民族主义和 平民主义的主权观成为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此外，普遍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快速经济发展也是苏联国家合法性和生存的关键。这意味着苏联既不能以一个普通帝国 身份而存在，而必须既是帝国又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旗舰”；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必然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反对，“由苏联自身设定的反对 全球资本主义的任务是一个太过艰难的任务”，由于这样的背景使得苏联必须极尽动员资源、投身于强敌的竞争，“而且国家意识形态如此紧密地与体制合法性紧密 相连”，一旦外部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第二，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苏联意识形态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相互之间将会发生大战，这至少在 1945年-1991年这段时间里被证明是错了”。意识形态可信度和合法性的丧失，导致苏联“认同感”的缺失，乃是帝国崩溃的重要背景。

第三，帝国往往因对于外敌的恐惧而兴盛，而“戈尔巴乔夫对外政治新思维一笔勾销了西方对于苏联安全的威胁存在”，从而大大降低了帝国存在的价值。

第四，苏联在中东欧过度扩张。而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已经成了苏联帝国的负担而不是利益。乌克兰、波罗的海、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第五，帝国疆域辽阔并且民族关系多样，因此，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关系对于维系帝国显得非常重要。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经济改革伴之以揭露苏联过去 的‘公开性’政策损害了莫斯科共产主义体制的合法性”，其推行的民主原则也使得地方精英有机可乘。央地精英的关系由此变弱，帝国因此而岌岌可危。在这个意 义上说，“苏联解体很难被说成是民主的不言自明的一次胜利。民主化虽然有限，但却是对于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

第六，1985年至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以及他对于改革战略和技巧的选择，包括其和叶利钦的个人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帝国走向崩溃。

全球结构变迁

催生新帝国

东方早报：帝国结构系统的研究视角是怎么解释的呢？

冯绍雷：亚历山大·莫特认为，为什么那么多对于苏联极权主义的研究却没有能预测到苏联解体，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帝国结构角度进行思考；而结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体是何性质，而在于其占首位的结构关系；从结构关系出发的观察有助于避免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

而加拿大学者斯蒂芬·斯特里特等人所写作的《帝国与自主性》一书，则以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雷克雅未克谈判为案例，认为这一场谈判实际上已 经宣告了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因为作为新帝国的美国正在开始以其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等多方面的主导性优势来限制其他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另一大帝国的 苏联就是在美国在其正式主权范围之外投放力的压迫之下，宣告实际上已经接受妥协。

这样从帝国外部环境出发的分析，使得人们对于苏联解体的理解有了全球性结构的宏大背景作为支撑。

“帝国”范畴的运用告诉我们，无论从类型学意义上，抑或从帝国治理能力和质量的层次上，还是从帝国内部和外部结构的视角下，帝国内外行为的逻辑及其制约性，乃是理解苏联解体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碎片化社会易产生革命

东方早报：现在，“革命”一词已经被媒体和学术研究广泛使用，用来描述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激进政治变动。苏联解体可以从“革命”理论分析吗？

冯绍雷：以前对于“革命”的历史实证研究，以及通过暴力实现政治变革的研究，曾经是以往很多的“革命”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 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变革，特别是发生在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转变过程中的国家地区的复杂政治经济转型过程的出现，“革命”范畴就更多地指向这 样的社会政治激剧变化过程。

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管理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毛乌在他的《大革命：从克伦威尔到普京》一书中曾 将俄罗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转型与历史上的英法革命相比拟。他认为，有关“革命”的现代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化和转型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

东方早报：弗拉基米尔·毛乌是如何看待“革命”这一现象的呢？

冯绍雷：在他看来，第一，“革命”不会产生在缺乏动态变化的稳定社会，这往往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现象有关。

比如，早期现代化危机往往见诸经济增长的准备阶段以及最初的病态阶段，这一阶段危机要解决的是居民如何适应经济增长、尖锐的国际竞争等一系列极具动 态性的问题。成熟工业化时期的危机则产生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这时的危机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如何自我调节和国家如何调适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管 理。后工业社会早期的危机则往往产生于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生态威胁等情况之下。

上述任何一种危机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并且限制和阻碍对于变动中客观条件的调适，那么，便会引发“革命”。

第二，“革命”乃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转型，往往发生在国家管理弱化、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所发生的事件和过程的情况之下。

第三，国家管理的弱化主要体现于社会的碎片化——在经济变动的情况下，既定社会结构受到新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冲击。

第四，“革命”具有以下类似的进程：旧体制危机-反对旧体制的温和力量联盟掌权-温和政权的危机-受到保卫革命成果联盟支持的激进力量掌权-激进政 权危机-热月派政变：新精英阶层伴随着财产状况的重新分配而形成、人民疲惫但又没有做好积极的政治准备、危机深化、为国家强权的出台做了铺垫-“革命”之 后基于新政治精英阶层及其联盟的专制。

第五，“革命”后的专制往往是国家权力的强化，但并不意味着稳定，一般这样的不稳定状况会延续几十年。

第六，“革命”往往是在大量偶然性因素积累之下形成，“革命”的结果难以预言。

第七，在一系列重要学术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有关“革命”问题的共识：诸如，暴力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最主要标志；“革命”更多具有政治经济性质，而非 原来单纯的政治性质；社会基本结构的碎片化较之阶级分析更加受到关注；“革命”中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更替并不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革命”后的专制并不意味 着强有力国家管理的最终恢复。

东方早报：弗拉基米尔·毛乌是如何通过“革命”范畴来观察俄罗斯当代的社会变迁的呢？

冯绍雷：毛乌认为，20世纪末，在俄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就其属性而言无异于以往历史上的一系列革命，但是当代俄国 “革命”并不以暴力为其特征，并且是从相对谨慎的改革逐步走向了“革命“；这场革命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始，经过了苏联解体，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普京执 政，这时“革命”时期才走向完成。

转型期民主

可能通过强制产生

东方早报：除了毛乌之外，现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也曾研究过俄罗斯“革命”。

冯绍雷：迈克尔·麦克福尔的研究作品之所以值得加以关注，是因为这位学者是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就受到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最高当局重视的一位俄国问题专家。2011年，麦克福尔就任美国驻俄大使，这是国际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学而优则仕”的一个例子。

迈克尔·麦克福尔的《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也将从苏联至新世纪初的俄社会政治转型视为一个“革命”过程。稍有区别的是，麦克福尔对于俄罗斯“革命”的评价要稍低于毛乌。

至少，毛乌把俄转型与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比较之时，强调了前者的优越之处，而在麦克福尔看来，俄罗斯“革命”不光行进艰难，认为先是经济、后是主权 边界之争，真正民主的改革很晚才问世，而且革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暴力因素”（指1991年8月的“政变”和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

麦克福尔首先是强调了两个背景性变量：争议的转型议程和敌对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

有趣的是，麦克福尔指出，有关转型议程的经验表明，凡是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的国家，鲜有成功可能。与其分兵两路，还不如攻其一点，集中精力抓好一个方面的改革，或许还能够有所突破。

就第二个变量而言，麦克福尔挑战了转型问题的理论大家亚当·普热沃斯基所提出的命题：权力之间不确定的平衡更容易走向最民主的安排。麦克福尔认为， 权力不平衡、不对称状态才是民主产生的前提，甚至于提出了民主“可能通过强制而产生”的结论。麦克福尔在这里指的是，转型过程中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无法真 正产生民主，相反，犹如叶利钦这样的强权人物，甚至在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中动用武力，才使俄罗斯有了民主制宪的可能。

麦克福尔在俄罗斯革命性转变过程的分析中，比之结构性因素来，更加强调个人角色的因素。他提出：中长期条件下，结构性因素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 是，在苏联发生“革命”的较短时期之内，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个人角色的巨大作用。他强调说，“推动这部苏联-俄罗斯转型戏剧的是最终由这些个人在关键点上偶 然做出的决定。”

无论从“帝国”范畴还是“革命”范畴的运用来看，虽然，上述这些学者还只能从其带有个人特点的研究角度，提出对于苏联解体以及围绕解体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但是，显然这些判断已经和单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的研究相比，有了较大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