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刊载中心会议与中心学者文章
由国家教育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6期），转载了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建华的文章“中俄文学关系30年”（原文刊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另外，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俄三边关系：结构、观念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被本学术文摘列为2008年9月份的高校学术纪事之中。
中俄文学关系30年
陈建华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俄（苏）文学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末中苏文学关系开始解冻，从荒芜走向复苏；1980年代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新时期中国文学冲破禁区，全方位地接纳俄苏文学；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历经一个世纪风雨中的中俄（苏）文学关系产生巨大影响；20-21世纪之交的中俄文学关系进入在调整中发展的时期。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1978年以来的30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变化却是巨大的，这种变化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中俄两大国之间的文学关系。这是百年中俄文学关系史上最值得回味的时期，如果作一简单的划分的话，这30年大体可分为1970年代末的复苏期、1980年代的热潮期和1990年代至今的调整期三个阶段
一 从荒芜走向复苏的中苏文学关系
这个时期很短，大约两年的时间。“文革” 在1976年秋天终结, 中苏文学关系开始缓缓解冻。但直到1978年，中断了十多年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才逐步走向正常。1978年出版社新版的和杂志上刊出的俄苏文学作品有二十多种, 其中有草婴1964年译出，时隔14年后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初版的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其他还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莫维奇和法捷耶夫等作家的一些作品。由于中苏文学关系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冰封期后刚刚复苏，译者和出版者都小心翼具地推出为数不多的有定评的作家作品, 投石问路。
这一时期，理论界既表现出一定的活跃，同时也显得相当的谨慎。由于苏联文学特别是当代苏联文学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区域，因此这方面的评论极少，偶有的几篇也以批判为主。如《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2期上刊登的《人性说教与战争宣传的“奇妙”结合》一文认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处处散发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臭气”， “紧密配合今天新沙皇的战争政策”；小说“塑造华斯坷夫这样一个‘驯服工具’” 的形象，是为了“对苏联人民和红军官兵实施愚民政策，推行奴化教育”“小说中对于五个女兵形象的塑造”，“强烈地散发着和平主义的气氛”，是符合苏修“玩弄假缓和的反动政治需要的” 。这样的批判文章说明在当时“左”的思想仍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
相比之下，文坛对俄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较有起色。一些专家学者的复出使刚起步的研究很快显示出一定的学术性。也许是当时文坛在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的心情特别迫切，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的关注。1978年，报刊上发表了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美学思想或为他们正名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辛未艾的《谈谈俄国三大批评家》、李尚信的《谈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程代熙的《略谈别林斯基的文学民族化思想》、杨汉池的《创作心理与文学的形象性》、汝信的《列宁是怎样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和钱中文的《推倒诬蔑，还其光辉—批判“ 四人帮” 诽谤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种种谬论》等。尽管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期评论文章的某些不足，但确实起了还别、车、杜“光辉”的作用。这一年的作家研究集中在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五人身上，以托尔斯泰篇评论文章为最。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中国文坛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从荒芜走向复苏。1979年的中苏文学关系比起上一年有了新的进展，除了译介和研究的数量有较多增加以外，由北京师范大学创办的《苏联文学》杂志也开始内部试刊。这一年8月，茅盾先生特地为苏联文学》创刊而作《西江月》词一首“形象思维谁好/典型塑造孰优/黄锤瓦釜待搜求/不宜强分先后/泰岱兼容杯土/海洋不择细流/而今借鉴不避修/安得划牢自囿”。这首词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文学界日益开放的心态，但一个“修”字表明，1970年代末人们对苏联文学似乎还有所忌讳。
二 处于新时期改革大潮中的中苏文学关系
这一时期大体从1980年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下文简称1980年代。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作的《祝词》为文学在从复苏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石。中苏政治关系在这时也开始出现松动。在这样的大气候中，中苏文学关系终于冲破禁区，迎来了1980年代空前繁荣的交流局面。
1、前所未有的译介热潮
这十余年间，中国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的总量已大大超过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种类也高出于此前全部译介种类之和。中国翻译出版了近万种俄苏文学作品， 涉及的作家有一千多位。而这种译介态势又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潮中出现的，它与1950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倾斜的接纳完全不同，俄苏文学在中国全部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中所占比重渐趋正常。1980年代俄苏文学约占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总量的20-30%。前期和中期略高，后期有所下降。但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它说明俄苏文学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仍居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1980年代出现了4种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专刊。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京师范大学编的《苏联文学》外，还有《当代苏联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编）、《俄苏文学》（武汉大学等十所高校合编）、《俄苏文学》（山东大学编）等。这些刊物容量有大小，影响也各有差异。其中《苏联文学》和《当代苏联文学》更有代表性。《苏联文学》头二年为季刊，1982年起为双月刊。创刊号封面淡雅大方，封二一帧苏联艺术家的木刻画《春天》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该刊全方位地介绍俄苏文学，包括小说、诗歌、剧本和影视作品等，同时还设有评论、作品欣赏、创作漫谈、作家介绍和文学动态等栏目，内容丰富。《当代苏联文学》杂志初名为《苏联文艺》季刊，次年即改为双月刊。该刊以译介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为主，1985年起改名为《当代苏联文学》，鲜明的当代性使其在几本同类刊物中独具特色。如改刊后三年里就刊出了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卡里姆、沙特罗夫和普拉东诺夫、巴别尔等百余位当代作家和“回归” 作家的作品。刊物上还刊登了“当代苏联文学专题讲座”、当代文学作品评论等，将苏联文坛的动态和新出现的优秀的或有影响的作品及时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俄国传统的名家名著在此时再次受到读者偏爱，19世纪作家的作品译介的系统性有所增强，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作家有了中译的多卷本文集或选集，以往译介中有所遗漏的名家名著得到了补译，过去年代曾被排斥的作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苏联现代文学的译介出现不同景象，高尔基是这一时期第一个出20卷大型文集的俄苏作家。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和阿·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在这时期也有不少中译。但是，不少曾经走红的苏联主流作家包括高尔基在内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国接受中普遍有不景气之感。作家张炜有一次这样谈到高尔基“他不久以前是不可能被挑剔了，但后来又被急躁的年轻人过分地挑剔了。……我读他那些文论和小说戏剧，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看来，这主要是逆反心理所致。与此同时，叶赛宁、勃洛克、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里什文和阿赫玛托娃等过去被中国文坛忽视的作家的作品在这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被陆续译出。1980年代前期和中期还出现了译介苏联当代文学的高潮，译出作品多达五六千种，一些活跃于苏联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及其有影响的作品成了中国译者首先捕捉的目标。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金、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叶夫图申科、万比洛夫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大都被介绍到中国，这些作品所独具的艺术魅力很快倾倒了众多的中国读者。在当代文学译介中，译者格外偏重具有道德探索倾向的作品。
可以说，1980年代是20世纪中国接纳俄苏文学的一个高峰期。尽管中国文学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尤其是1985年以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坛影响日增，但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在倏忽上下的文学热潮中，苏联文学在中国“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其中包括某些作家群。一部分思考型的读者始终没有从当代苏联文学移开过视线。” 俄苏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已经和其他优秀的外来文化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作家的重要的借鉴对象和中国广大读者宝贵的精神财富。
2、新时期中苏文学的主题与风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新时期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拓和形式探索等方面显然受到了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当代文学的影响。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的揭示，以及对当代“人的命运”的多侧面的描摹等等，都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留下了痕迹。新时期的中国作家热切地关注着当代苏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