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俄迎来“普京新政”
文/本报编辑李念
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
教授本报驻莫斯科记者姜辛
“普京新政”：大力加强国家的功能
李念：2003年，是普京外交内政取得较大成就的一年，有媒体称俄罗斯已经跨入“普京新政”时期，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它“新”在何处？
冯绍雷：我非常同意“普京新政”的提法。事实上，早在2000年普京当政之后的一个月，我们曾与京沪学者和媒体一起举行过一个以“普京新政”为题的学术研讨会。
所谓“新政”主要是指执政理念与大国战略。就执政理念而言，普京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不同，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在有特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框架之下来推进改革，但最后终于落败，并且导致了苏联解体。叶利钦以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企图打破和取代前苏联的传统体制，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模式尽管后来一再调整，但也终于被实践所大体否定。总体看来，普京大概会坚持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自由主义基本取向，但不会是“小政府大市场”那样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功能与作用，来推动俄罗斯的市场化民主化的理性发展。在这样前提下的大国战略，普京会侧重于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稳定、协调、公正的社会取向为导向，以对外交流的本国利益优先为基本原则，并且力求寻找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普遍规范与本土特点的相互平衡。
内政外交双双出彩
李念：那么，在具体政策层面上有什么表现？
姜辛：今年俄罗斯国内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可以归结为三个。第一件就是顺利举行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用普京本人的话讲，新一届国家杜马决定了他是否能够放开手脚工作。从现在看，支持普京的中派力量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议席，这就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挂上了安全阀；第二件就是在车臣共和国举行了总统选举，建立了忠实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结束了战乱状态。经过四年的努力，俄罗斯躯体上的车臣伤口开始愈合，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第三件就是出重拳整肃寡头政治，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寡头参政、甚至摄政的混乱局面。就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不久，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称：俄罗斯的政治过渡期已经结束，普京时代已经到来。
在外交舞台上，他兼顾东西、平衡左右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在一系列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在圣彼得堡建都三百周年之际，世界上45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祝贺，让俄罗斯重温了一把昔日帝国梦。今年，普京总统的得意之作，首先是完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法律程序，健全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立了有俄、白、乌、哈四国参加的欧亚四国经济共同体，推动了俄白联盟国家建制；在与欧洲关系方面，探索在不得罪美国的前提下与欧洲各国构筑大欧洲框架的前景。在伊战问题上，俄罗斯与法、德两国组成了三角合作关系，即努力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尊严，又寻求保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合法利益。但是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和欧盟的扩大，仍然是俄罗斯的心病。不过，俄罗斯2003年的外交思路十分清晰，那就是普京在上台之初提出的口号：“外交为内政服务”。
俄美：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
李念：俄美关系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重中之重，俄罗斯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对美国的态度有多次变化，俄美关系遭受多次考验，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什么？你认为当前俄美关系处于什么状态？
姜辛：总结2003年俄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可以用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彼此是一种互有有限合作、但更多是相互竞争的对手关系。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副主席特列宁告诉记者：得克萨斯牧场上的烤肉香气已经散去，勾肩搭背式的外交难成正果。俄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竞争阶段。其主要原因，是彼此的价值观念不同，双方利益难以兼顾。这就是大国关系现实。格鲁吉亚事件后俄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就是最好的佐证。
俄欧：不稳定的合作关系
李念：我们注意到，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俄罗斯也强调重返欧洲，那么，俄罗斯是如何平衡俄美关系和俄欧关系的？
姜辛：其实与美国相比，俄罗斯人更加看重的是与欧洲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俄罗斯与欧洲在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甚至血缘关系上难分你我，更是因为欧洲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普京心目中的俄欧关系模式，不是像某些自由派人士鼓吹的那样“让俄罗斯融入欧洲”，而是成为大欧洲的一部分。但是位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毕竟是一只双头鹰。欧洲对俄罗斯的接纳是有限度的，俄罗斯也不想在融入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
冯绍雷：从普京实施大国战略的基本需求出发，调整与改善俄与西方关系是俄外交的重点。普京的基本策略是先调整与欧洲的关系，然后伺机突破与美国的关系。在欧美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俄罗斯曾经相当巧妙地分别在不同领域定出欧美对于俄罗斯的不同的重要作用，普京当政后，选择的首访国家是英国，这大概是整个四年普京首任时期对美欧政策的一个鲜明注脚。
伊拉克战争之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俄与美、欧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对俄政策来说，虽然俄与法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立场大体一致，但俄仍对法德对美态度持有疑虑，伊拉克战争之后欧洲对俄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持高压立场，对俄处理尤科斯事件持疑虑态度。对俄美关系来说，虽然美对俄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持“宽容态度”，但是，伊战之后美俄在中亚、外高加索等地的或明或暗的较量已举世注目，对俄国内至关重要的尤科斯事件，美对俄的态度比欧洲还要严峻。包括本次议会大选，欧美观察家对俄政府动用媒体助选表示了批评，上述种种显示了俄与欧美之间分歧正在显露。总体上说，俄与美欧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合作占主导方面，但合作的基础尚不稳固，从长期看，这种不稳固可能会更多地发挥其作用。
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发展的选择
李念：俄罗斯经济今年进入稳步增长，这种增长如何取得？是否能持续下去？
姜辛：2003年俄罗斯经济继前三年每年以平均3％的速度增长外，今年头10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了创纪录的6.5％，一举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仔细分析俄罗斯经济成绩斐然的直接原因，主要得益于社会稳定，措施有力，其中最重要还是得益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这种依赖于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经济结构，既是俄罗斯自身的优势，又是经济结构中的隐患。俄罗斯前财政部长扎多尔诺夫预测，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已经显现出衰退苗头。尤其是普京在“修理”能源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俄罗斯工商界一度陷入恐慌。2002年外逃资金是120亿美金，但是截至2003年10月底，俄罗斯外逃资金已经高达170亿美金。这对于亟待输血的俄罗斯经济而言，经济前景的确暗藏杀机。
冯绍雷：从理论上说，目前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先结构调整，还是先促进发展；其次是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就前者而言，原料能源的出口收入是俄经济发展在今后数十年中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来源，但同时，这种结构状况又引起国内外若干方面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越来越明显地表达了这种不安。国内的经济学界关于结构与发展问题是普京的选择。
格鲁吉亚：地缘政治敏感地带
李念：俄罗斯处理格鲁吉亚问题的方法其实表明了它对周边国家的一个态度，你认为它在处理前独联体国家和高加索国家时持何种立场？
冯绍雷：2003年末的“格鲁吉亚现象”，是两种过程相互交织的产物。第一个过程乃是格鲁吉亚内部社会转型失败，无论是民主法制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陷于困顿。这是地处文明交叉地带，同时又属地缘政治争夺敏感地带社会转型几乎难以推进的一个典型案例。而这第二个过程又是美俄两大国对于这一敏感地段上着力，一个力图确保传统势力范围，而另一个又拚命要打破这种格局，力图运用战略上的优势，确保里海地区的石油管道能够安全顺畅地向西方输油，同时又对前苏联地区可能重新出现的组合打进楔子。这两种过程的相互交叉就带来“格鲁吉亚现象”中的两“第一”：也即这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第一次由民众自下而上通过非暴力的集会抗议等形式迫使实现政府变更的第一个案例；同时这也是后冷战阶段，前苏联地区第一次在深度干预之下的一次国内政治变动。即便明年1月4日能够在格鲁吉亚顺利选举出新总统，也远不表示格局势的动荡尘埃落定。相反，鉴于上述复杂背景，俄美格三方之间的龃龉会经久不息。
李念：今年10月以来，普京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尤科斯公司事件，但之后政府如何处理政府与金融寡头的关系也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你认为普京政府最终能妥善处理好吗？
冯绍雷：俄罗斯政府如何处理与寡头的关系，是俄国式制度变迁的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方面。所以不能简单地从伦理与社会公正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必须从整个现代化的取得、经济相互协调与平衡的角度去加以观察。俄国经济的自然垄断特征、计划经济体现的惯性，加上经济转型中的混乱都为寡头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且，俄经济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稀缺，甚至90年代中期俄转轨中金融与工业集团的嫁接也未必不是客观之所需——在俄市场法制、特别是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与工业的联姻也是必然趋势。所以，普京会继续寻求政策与寡头关系的结合点，而不会笼统地排斥、贬抑寡头。当然，也看寡头的表现。是像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热衷于政治，还是像阿布拉莫维奇那样甚至在议会大选投票的关键时刻，还远在伦敦现场观赏他的切尔西俱乐部球队的比赛。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表现。
李念：“安大线”问题将对中俄战略关系产生多大影响？
冯绍雷：安大线问题对中俄关系的提升，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这一管线走向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程度。冷战后十余年中俄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面是中俄终于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命题对中俄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中俄间不少困难问题的解决正是基于中俄之间有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一种机制与原则。所以在安大线问题上对于属于我国基本权益则坚持原则加以维护，而对于具体的合作方式可以从大局出发，既考虑能源需求方的权益，同时也研究能源供应方的利益与需要，这样才能立足于长时段的耐心协调与共同商讨，找到安大线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