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研究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中美是敌人还是朋友这样毫无意义，同时也毫无结果的问题上。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干将们，在任何场合所强调的都是一个方面：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分歧，这种分歧必然要导致战略冲突。对此，两国国际关系的主流专家们都不以为然，认为新保守派的理念源于“冷战思维”，因为中美合作的机遇大于冲突的可能。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系美国官方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正式讲话。其中最具新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stakeholder。该词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还特意以斜体字的方式以示强调。

      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弄清美国人要让中国做一个怎样“负责任的stakeholder”？ 首先，我们得准确地翻译什么是stakeholder。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常用。如果查一查2002年版的《牛津袖珍英汉双解词典》，它的意思是“赌金保管人”，也就是stakeholder原始的意思。法语中对应的词dépositaire也是类似“保管人”的意思。德语称为der Verwahrer der Wetteinsaetze, 含义也相似。日语的翻译是“利害関係者”，比较接近佐利克讲话中的意思。

      佐立克讲话之后，国内不少学者喜形于色, 以为美国新保从此寿终正寝，小布什政府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朋友论”也开始大行其道。他们对stakeholder作了多种翻译和解读，包括“利益相关者”、“共同经营者”、“合伙人”等，强调这个词的“平等”感觉。

      那么，美国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中国地位平等的 Stakeholder呢？抑或，它仍旧自居整个赌场的大老板？美国当然是后者。对此，国内有学者解释说，美国的实力比中国要大得多，它不会把自己视为和中国平起平坐的 stakeholder，因为美国人没有办法“克服固有的优势心理”。

      其实，美国的优势心态不仅仅源于其经济实力。略通历史的人都明白, 一国的经济优势是某个历史阶段的暂时现象。没有人能够让这个现象永远维持下去。而美国优势心理的根本源头在于意识形态，即19世纪以来欧洲所创造的西方中心论的全方位优势感。

      在这一点上，佐立克和新保派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只是策略上有所不同。当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将轻而易举地占上风,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 在中美关系上未雨绸缪，就不可避免地要正面接触意识形态问题, 以“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 更谈不上是化解这种内在冲突的积极方法。

      如何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交手，长期以来似乎是一个盲区。究其原因，在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对文化传统丧失了信心。他们内在的心理劣势有三种表现：一，以为中国一贯落后，从而颠倒了近现代“落后”与“挨打”的真实关系，认为惟有西化才能救中国。曾长期导致造就中国先进的经世济世的的政治思想被看作一无是处，和谐社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二，以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件新鲜事，不知中国有容乃大。亚当·斯密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原是汉语“无为”一词的法语直译。三，以为西方民主理论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原 则, 因 而无法与之争辩。

      事实上，西方中心论在20 世纪的欧洲已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而西方民主理论经美国式的程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也备受质疑。伊拉克战争的现实揭示了那种将民主看成是计算机程序，在任 何主机上都能顺利运行的谬误。

      美国既是欧洲派生文化的一种，也是西方中心论最激进的捍卫者，如果我们把美国文化放到大西洋关系的视野中观察，便会发现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并与它积极争辩。更重要的是，中 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以西方为主 导的全球化理念的接受终端。中国曾在17、18世纪给西方的崛起提供了关键的价值观和先进技术，而今更不应放过影响世界体系发展方向的机会。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美国正面交流。既要破迂谈，也要立新意，为国际 关系民主化作出理论贡 献。遗憾的是，国内国际关系学者常常以西方的时髦理论为出发点，对自家传统价值观却不耻为伍。殊不知，国学兴，国家兴。

                                        （作者系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